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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阿盟会员国资格、阿盟观察团在叙利亚的一进一出、明确“阿萨德交权过渡”的阿盟方案,以及在这一方案基础上推出的安理会“强行表决”……这一系列叙利亚危机的“节点”,恐怕都未必是今天人所共见的答案。可以说,土耳其、海合会的一系列举措,不仅让阿萨德由地区弃儿变为国际弃儿,从一个带有一些改革色彩的阿拉伯专制者,变成了“和民主与自由为敌”的“准流氓政权”,而且一步步为真正的、公开的国际干预打开了绿灯。2月12日,阿盟外长在开罗召开会议,据称将讨论成立“叙利亚之友委员会”,协调反阿萨德各国的立场、行动,主推手又是卡塔尔。不难看出,作为逊尼派瓦哈比教派宗主的海合会各国,是真正有心于国际干预,帮助同宗同派的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异己”、属什叶派阿拉维特教派的阿萨德政权的。然而这些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海合会六国都是钱多人少、“钢多气少”,沙特等国财大气粗,购买了各种先进军事装备,却因缺乏兵源不得不大量封存,如此实力干预巴林什叶派示威尚能支吾,进入叙利亚,和有长期实战经验、核心部队凝聚力较高的阿萨德政府军对敌却底气不足,且这些逊尼君主的头号敌人,乃是东边的什叶派大国伊朗,放着咄咄逼人的伊朗不管,将大量军力西调,未免太过冒险。至于其它阿拉伯国家,或并不热心(如阿尔及利亚等),或自顾不暇(如埃及),或相距遥远(如突尼斯),或本身就存在大量什叶派官兵而不能依靠(如伊拉克)。不仅如此,由于奥斯曼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过节,这两大“热心人”还会彼此牵制。由此可见,海合会和土耳其,对国际干预是有心无力。与之相反,美欧则对国际干预有力无心。叙利亚军队和美欧军队战斗力存在代差,且北约和叙利亚接壤(土耳其),真下决心武装干预,是可以颠覆阿萨德政权的。但叙利亚号称“中东民族、宗教和教派十字路口”,国内矛盾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且攸关巴以、库尔德和伊朗等新老热点,牵一发而动全身。自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先后出现原教旨政党上台执政,“阿拉伯之春”并未沿着欧美所憧憬的方向发展,已为越来越多原先兴奋不已的西方人所认识,加上欧美囊中羞涩,国内厌战情绪较高,在金融危机、减赤问题困扰不已,美、法同时进入选举年的当下,他们不得不在军事介入问题上慎之又慎。从某种意义上,安理会表决的结果对欧美未必是一件坏事:“双杀”不仅将一次原本兴趣不高、却囿于自身一贯立场和海合会诸国推动而不得不一步步往前走的国际干预,暂时停止在“动心动口不动手”、甚至从联合国层面看连口都不能动的地步,而且欧美可以理直气壮地将无法干预的罪责,推到力挺巴沙尔的俄罗斯身上———不是我不动手,是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为难,我们缺乏“大义名分”。尽管安理会表决后欧美各国调门很高,但实际动作却并不多:传得沸沸扬扬的“军火供应”、“特种兵介入”都被美英法官方明确否定,甚至说出“叙利亚不是武器太少而是太多”的大实话,萨科齐在表决次日高调提出的、周末在巴黎召开的“叙利亚人民之友大会”不声不响地被投冷,和阿盟在开罗的热火朝天形成鲜明反差。欧美、土耳其和海合会虽然都反对阿萨德政权,但动机却不同,对于武装介入或有力无心,或有心无力,在网络、媒体间被热炒的“军事干预”,在一段时间内恐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同样,“麻杆打狼两头怕”的俄罗斯也处于既不能抛弃叙利亚这个中东唯一盟友和独联体以外唯一军事基地,又不敢真的打出“阿萨德盟友”旗号的微妙地位,其“介入”、“干预”也只能限于申请当个“吹黑哨”裁判(有没有比赛且不去管他)、卖一些武器(但一定是内战用不上的),及在安理会之类平台说几句场面话(同时也要“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地敲打大马士革当局几句以示公允),而不敢真的“深入干预”。当然,欧美也好,海合会或土耳其也罢,绕开安理会直接干预、尤其直接军事干预的概率不大,但其它干预却不会手软:在经济、金融和外交方面进一步加强制裁,让阿萨德当局变得更虚弱、更孤立,至少更“无害”;通过让阿盟观察团和各国使团“出出入入”,调控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热度,对大马士革当局施加进一步压力;更频繁地与反对派接触、合作,力图让反阿萨德运动走上正轨等,都是各国下一步可以做、也一定会去做的。至于最“有心”的卡塔尔等国,甚至可能走得更远———他们可以更大方地充当反政府武装的“买办”和“后勤部”,并可能在反对派完成初步整合后转而承认后者的“叙利亚唯一合法代表”地位,事实上,和海合会关系密切的利比亚新当局,正是目前唯一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合法政权的国家。(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系旅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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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归途列车》剧照。图/ 受访者提供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背板,黑幕中隐约传来火车行进的响声,很快,被嘈杂的人群闹喊声取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女人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挤”,但洪水一样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摄制组在广州火车站取景。图/ 受访者提供大都市里的“城中村”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回龙村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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